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娜拉:从“玩偶”到“符号”/赖秀俞

发布时间:2019-03-17 04:06:37
北京时间:2019-03-17 04:06:37

  图:易卜生《玩偶之家》,娜拉经历家庭变故后开始改变自我。图为话剧《玩偶之家》剧照/资料图片

  一百年前的一九一九年,是一个渴望自由、鼎力革新的时代。出走,未尝不是“自由”的一个变种命题。其时,易卜生在中国的“文本旅行”,缔造了一个流传极广,影响很大的符号:娜拉。

  在易卜生的《玩偶之家》中,娜拉在经历一场家庭变故之后,终於看清了丈夫的真实面目和自己在家中所扮演的“玩偶”角色。於是,她大声喊出“我是一个人”的宣言,从家庭出走。

  当时,民国青年普遍笼罩在封建包办婚姻的阴影下,娜拉的出现提供了一条反叛的导火索。胡适在《玩偶之家》的影响下,写了一部戏剧作品《终生大事》。其中,女主角田小姐和陈先生恋爱,而其父母竟以几百年前田、陈一家的荒谬理由,干涉他们的婚姻。田小姐留下“孩儿的终生大事,孩儿该自己决断”的字条,与陈先生一起从家庭出走。伴随着《终生大事》出现的,还有一系列“娜拉剧”,如欧阳予倩的《泼妇》,熊佛西的《新人的生活》、郭沫若的历史剧《卓文君》、白薇的《打出幽灵塔》等。

  娜拉从一个家庭中的“玩偶”,到挣脱“玩偶”的身份,在中国语境中化身为一个象征着“自由”的符号。鲁迅提出:娜拉作为一个符号,以及这个符号衍生的一系列运动,很容易陷入“梦醒了无路可走”的陷阱中。在《娜拉走后怎样》中,鲁迅认为:“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。做梦的人是幸福的;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,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……然而娜拉既然醒了,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,因此只得走;可是走了以后,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。否则,就得问: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,还带了什麼去?”

  之后,娜拉作为一个符号又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。

  这个寓意女性自由、人性解放的象征符号,被铺天盖地的“革命”论述征用。例如,在茅盾一九二九年的小说《虹》中,主人公梅行素不满於娜拉“全心灵地意识到自己是‘女性’”,要努力克制“自己的浓郁的女性和更浓郁的母性”,準备献身给“更伟大的前程”,“準备把身体交给第三个恋人—主义”。在此,女性乃至人的灵魂和身份不再自由,而是随时準备“献身”、“奉献”。在革命话语的“倾轧”下,娜拉被“革命化”。时间来到一九三六年,这种革命论述的力量日益强盛。夏衍创作三幕剧《秋瑾传》,以秋瑾作为中华女性的榜样,讚扬这种把个人生命奉献给革命事业的精神。在此,娜拉作为一个曾经的符号,已然在革命论述中被全然淹没。

  一九四二年,郭沫若重新提出一九二八年鲁迅在《娜拉走后怎样》中提出的困惑,并在《〈娜拉〉的答案》中指出,秋瑾用生命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:“她终於以先觉者的姿态,大彻大悟地突破了不合理的樊篱,而为中国的新女性,为中国的新性道德,创立了一个新纪元。”

  回到历史语境,娜拉这个人物形象从“玩偶”到“符号”,最后被革命论述收编的整个转变过程提示我们,娜拉作为一个象征物与家国、社会、时代之间所形成的同构关係。

  甘阳曾在一九八九年的文章《自由的理念:五四传统之阙失面》中对此观点有过相关论述。他认为:“五四”个性解放思潮,任何主张都与社会改造这个大目标紧密相连。对於娜拉的出走,人们所为之群情激昂的是她这个行动背后的象征意义:一个全新的、自由的社会的来临。因此,自由实际上并非指向一种个人自由的结果,而指向一种手段。

  娜拉这个人物形象背后的嬗变,揭示了“五四”话语建构的另一个面向:自由和解放的口号与主张,实则并不是为了个人本身,而是为了让被束缚的个人成为一个新的主体,以便其顺利进入新的国家体制的建构,无障碍地成为其中的一分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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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日期:2019年-03月-17日     所属分类: UFO探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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